劉擎：我配不上我所收獲的東西

2026-01-07 12:29:54來源：中新網

他的名字響徹學界，被同行稱為“中國知識界一個獨特的存在”。他從事著小眾的學問研究，卻破圈成為大眾心中的寶藏導師。他是思想的擺渡人，努力以深厚的學養與非凡的洞察，將學術、智識引導至公共生活的岸邊。他的公共發言，在紛繁的輿論中為大眾重建理性的坐標。他讓我們相信，學術并非懸浮的概念，學者也不只會囿于書齋。他審慎而清晰，溫和又銳利，始終守護著思想的燈火與尊嚴。

2025年歲末，劉擎去了一趟南極。

這是他迄今行程最長的旅行，僅從上海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就飛了30個小時，而后還要取道火地島的小城烏斯懷亞，再搭乘游輪跨越德雷克海峽。迂途迢遞，一路輾轉，體力和精力都備受挑戰。然而當慵懶的海豹、憨萌的企鵝、翻騰的鯨魚和無垠的茫茫冰原映入眼簾，所有的疲憊頓時煙消云散了。“只覺得一切都很值得，這是你第一次面對絕對自然的景觀，而且是一個如此巨大的存在。”他說。

在南極，劉擎度過了“與世隔絕”的九天。這是一段難得的偷閑時光，自從幾年前因為《奇葩說》破圈走紅，忙碌成了他的生活常態。他好像突然之間被所有人需要，各種邀約源源不斷地從四面八方涌來。

對此，他起初有些恐慌，擔心被這條軌道綁架，變得面目全非，也害怕說得多了難免重復，令人生厭。不過現在他想通了，無論深居學院還是躍入公共輿論場，自己其實都是一個教師，這是他喜歡的，亦是他擅長的。

“我可能做得最好的(角色)就是教師。我不糾結自己是不是能夠成為多么優秀的學者，即使我愿意，也做不了學術巨人。對個人來說，我在公共領域里獲得的心流體驗和愉悅感、成就感可能更強，它讓我開闊了很多眼界，打破了很多邊界。”他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說。人文主義烙印

動身去南極之前，劉擎剛剛上線了自己新做的播客。在“發刊詞”中，他稱其為一檔從失眠開始的節目，所以取名“夜思”，意為“夜游者的思緒”。

從年輕時起，劉擎就是一個夜貓子，習慣于凌晨五點才入眠，他經常猜想也許祖輩做過守夜人，自己繼承了晚睡的基因。獨自清醒的時候，精神總是活躍異常，思緒如翻江倒海，有些一閃而過，有些則蠻有意思，不妨講出來跟人聊聊，算是思想的草稿，沒準能為日后成形的表達提供一個基礎。

既是草稿，不免散漫，但零零碎碎之間卻也草蛇灰線地串聯著隱微的脈絡——那是一份對于人文主義的執守，一種有關共同命運的憂慮。

對劉擎而言，人文主義是一個穩固的立場。特別是前兩年在哈佛大學訪學時，他恍然意識到自己做過的許多事情看似駁雜，其實盡皆歸于一個宗旨：在現代性的條件下重建人文主義。包括過去一年他主要思索的兩個問題，一個關于新技術，一個關于愛情，同樣是在這一方向上的掘進。

“我對新技術的關注，重點不在于它能夠幫助人類實現什么，我更關心它對人性的改造。這是一個古老的話題，從古希臘哲學到后來的海德格爾、斯蒂格勒都強調技術不只是人類的工具，也參與塑造人性。我最近的發現是新一代技術不僅造成了理性思維的衰落，也瓦解著我們的感官能力。為什么現在會出現這么多‘淡人’‘I人’‘社恐’，就是由于過度投喂的代償性刺激和滿足鈍化了天然的感受性。而當這種感官能力弱化，我們的情感會隨之發生退化，不僅與家人、朋友、師生、同事、鄰居的關系變得淡薄，親密關系也出現了問題，愛情開始式微。”劉擎說。

在劉擎看來，種種這些都是一種征兆，映顯著人文主義價值在當代情境下受到的沖擊與挑戰。為此8月份的時候，他還專門在“得到”制作了《愛情哲學30講》，完整闡釋自己的觀察與讀解。

人文主義的烙印，在劉擎身上由來已久。早在華東紡織工學院(今東華大學)讀書期間，他便已邁出了追索的腳步，借由的路徑是文學、戲劇：1985年，他和幾個朋友成立了“白蝙蝠戲劇實驗室”，理念就是通過戲劇“使人成為人”；1986年，劇社排演實驗話劇《生存還是毀滅》，將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與社會新聞、時代信息相融合，對人性和現代文明展開討論；1989年，他又創作了劇本《極樂游戲》，以“什么是存在”的究問為起點，寫出一場“生命偷渡”科幻故事。

不過當初的他只是一名化工專業的學生，沒有完備的知識體系打底，所有萌動大抵出于青春激情與書生意氣，朦朧而虛浮。并且從根本上說，人文主義在彼時的整體環境中也缺乏足夠充分的生長空間：“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，現代化是特別有感召力的，雖然已經有了一些反思現代性的維度，所謂三大思想流派——‘走向未來’‘中國文化書院’和‘文化：中國與世界’，包括尼采、韋伯、海德格爾、法蘭克福學派等等資源，但是我們沒有特別強的親身感受。”

于是為了繼續深入地探尋，劉擎決定出國留學。1991年，他遠赴馬凱特大學和明尼蘇達大學，攻讀政治學碩士、博士學位。逐漸地，他的意識開始愈發明確，思路也變得清晰起來。“在美國的九年，我形成了對現代性的立場，這個立場就是批判性的肯定。現代性帶來了巨大的平等、自由和個人權利，它是一個desirable(可取)的成就，但它同時是有問題的。”由此，他也終于確立了屬于自己的思想命題，即如何在一個被工具理性主導宰制的現代世界中恢復人與世界、人與人之間的本真關系。

“這是我所有努力的焦點，既讓個人生命充盈著這種追求，也致力于讓世界能有超越生物性的那一面。”劉擎說，有時候他甚至心生傷感，不確定人類會不會終有一天完全脫離這種價值理性，更不知道自己的堅守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產生作用，又或者原本就只是一種知識的傲慢和徒勞而已。

但在南極的日子，一道光似乎沖破了憂思的暗影。12月的南極，太陽終日不落，極晝的夜里，劉擎的思緒比平日更加泛濫。他看著眼前那片原始的純凈，百感交集，一份從未有過的寧靜悄然間涌上心頭。

“你會覺得人類何等渺小，進而你會用一個新的尺度來看待人文主義。它不過才兩三百年的歷史，只是人類文明、地球文明、宇宙文明的一個階段，在這個意義上，你可以泰然接受它的任何命運。這不是說它的命運不值一提，而是世界就是這樣流變的。”劉擎說。介入的旁觀者

從南極回來，劉擎的日程立馬又變得擁擠起來。他只休息了一天，時差都還沒有調整過來就要趕去長沙，錄制最后一期《再見愛人》。

這是他2025年的全新跨界，也是《奇葩說》之后再一次登陸綜藝。其實節目組幾年前就發出過邀請，他一直覺得不適合自己，直到《愛情哲學30講》上線：“很偶然地，有一次又遇到了節目的編導，他們說你現在不是正好在講愛情哲學嗎，可以把你的課程想法注入進去。這一點打動了我。”

然而真正參與下來，劉擎覺得這次嘗試并不算成功。雖然過程之中也會與一些意外的喜悅不期而遇，但總體而言，自己的發揮和能夠獲得的接受度終究是局限的。

對于跨界的邊界與風險，他一直是清醒的，破圈這幾年，他拒絕過無數個MCN公司遞來的合約，避免被流量所曲解、裹挾和吞噬。他甚至覺得，即便自己時刻懷揣反思與質疑的態度，還是可能部分地成為流行和商業的同謀，“就像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·布爾迪厄當年在電視上批判電視一樣，構成一種反諷和悖論”。

這是一道永遠充滿考驗與代價的題目，沒有標準答案。“除非不去做，麻煩就都沒有。但是如果不做就會更好嗎？如果所有學者都把自己關起來，公共空間的質量會不會更差？如果世界全是污泥，我們真的能出污泥而不染嗎？”因此盡管存有保留與警惕，面對通向公共的入口，他仍然選擇躬身篤行。

在對自我的判斷上，劉擎始終覺得，他是一個被高估的學者，自己真正做得比較好的是把思想資源跟現實問題放在一起做觀照。“我在知識上有相對開闊的視野，這個特點作為一個學者并不能夠完全用到，但作為一個大眾的教師可能是有優勢的。那么，我是不是應該做一些別人很難替代的工作，對我來說是成就更好的自己，對社會來說是發揮了最大價值。”

最初的劉擎就是一個舞臺中心的人。他曾是20世紀80年代上海文化圈的一顆明星，左手寫詩右手評論，最擅長的是演講，臨場發揮便能出口成章，并且極富感染力。彼時德高望重的文論家王元化等人都對他青睞有加。

只是后來，他從時代現場退出了，轉身躍入一個沉靜的學術世界。整個90年代，他都埋首于哲學的象牙塔，如同清教徒一般苦修。相識多年的老友許紀霖開過一個玩笑，說美國把他變成了鄉下人，他也覺得從前的自己好像消失了，通身換了一副模樣。

再次的轉變始于千禧年代。2003年劉擎回國任教，一年以后，理查德·羅蒂來華訪問，停留上海時，這位美國哲學家跟他講了一句話：“哲學變得有一種increasing irrelevance(日益增長的無關緊要性)。”在那之前，他寫了一篇《政治哲學的奇異沉寂》，談論過這個專業與外部世界的分離，越來越成為“生產文本的文本”的學科，但羅蒂的話還是給了他很大的沖擊。

“歷史上偉大的哲學家，從柏拉圖到霍布斯，從洛克到盧梭，所有人都特別關注自身的時代，他們與社會的關系都是很近的。”他意識到倘若遠離了社會和時代，最終是會導向某種枯竭的，“政治哲學是關于共同生活的”。

也是在這一年，他發表了一篇文章，對此前一年西方學術界的熱點進行回顧。本來這只是一次偶然的約稿，但他把它一直寫了下去，連續寫了十八年。在這份被學者陳嘉映稱為“國內沒有第二個人能寫出來”的思想觀察上，他開始有意地為自己創造一個縫隙，既保持著對時代動態的關注，也努力于向公共領域輸出。

2005年，他還把自己講授的《二十世紀西方思想文化潮流》搬上了網絡，嘗試著讓教室變得再大一些。等到知識付費時代到來，他又制作了一版全新的《西方現代思想講義》。再后來，馬東成為這門課的聽眾之一，并聯系了他，提出合作的想法。

就這樣，年輕時的劉擎一步一步地歸來了。而且經歷過歲月沉淀和智識訓練，他更多了一份抽離的自覺，借用法國哲學家雷蒙·阿隆的一本書，他稱之為“介入的旁觀者”。

只是偶爾，他還是會有遲疑的瞬間。就在參加《奇葩說》時，有一次錄制結束，他回去批閱一個博士的論文，從材料到行文，從論述到觀點，看得出作者付出了不少心血。可越是如此，他越覺悲涼：學院里有很多人特別辛苦，做的工作卻沒被看見——“只有我們這樣的人被看見了”。低版本的伯林

如今的劉擎是許多人的知識偶像，而在哲學的巍巍殿堂里，他其實也有自己的偶像，尤其崇敬的首推韋伯與哈貝馬斯。他向往成為像他們一樣偉大的思想者，但同時知道自己就算終其一生也不可企及。

“我是一個興趣特別廣的人，像孩子一樣好奇，很容易分心，性情上比較喜歡玩。我可能差不多是一個低版本的以賽亞·伯林，他是一個重要的知識分子，但又是一個被耽誤的哲學家，他也太喜歡玩了，喜歡演講，說的比寫的多。”

曾經，劉擎為此失落過，沮喪和不甘于沒有一個“扔在桌上砸個坑”的東西拿得出手。他本來有過這樣的計劃，好些年前就想要寫一本專著，創造一個“廣義政治學”的概念，打通從經典的國家政治、國際政治與世界政治到后現代的生命政治、身體政治和性別政治等之間的壁壘，構建一套融貫的理論框架。可惜直至現在，這本書都沒能寫出來。

不過已然到了快要退休的年紀，他對此不再如往昔一般執著。他清楚，自己完成的能力與題目的野心之間存在著不易跨越的鴻溝，它來自天生的心性。倘若把學術比作建筑，他更像是一個設計師，喜歡構想，不喜歡施工，因為構想是興奮的，施工是麻煩的。

“在這個意義上，我是一個過于隨性的人，有點溺愛自己，放任自己享受，而無法成為一個原創性的理論生產者。”他說。

而且從許多青年學人身上，劉擎也感到一種釋然：“年輕一代都起來了，學術很扎實，寫的文章很漂亮，他們做的東西比你好，你根本不是不可替代的。”甚至他認為，某種意義上，自己這一代知識分子都走到了邊緣：“未來的二三十年，新的技術條件和地緣政治的新格局，會讓古今中西的問題有新的版本，所以我們這一代就過去了。(何況)對于公共生活的貢獻，無論是倫理意義上、政治意義上、道德意義上、美學意義上，作為群像的我們完成得不算多好。”

當然那本“事先張揚”的專著，將來的某一天也許會再撿起，包括一些小說的構想或者重拾編劇之筆寫幾個劇本——“如果還有二十年壽命的話，可能都會嘗試”。另一個學術的題目也一樣，大概一年多前，劉擎腦子里一個長期的感覺突然有了清晰想法：“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叫《‘病’就是‘壞’》。我們有兩種語言來對待‘他—我’關系當中產生的問題，一類是道德的解釋，另一類是病理學的解釋。從近代科學開始，病理學解釋越來越多地進入道德領域，最后會瓦解整個的道德論述框架。這很有意思，可以像福柯一樣做一個道德譜系學的工作，考證它是怎么轉變的。而且我預測，道德語言以后會被廢棄，就像我們現在基本上已經拋棄的神秘性巫術語言一樣。”

哪個都說不準。活過了六十歲，外在的一切都沒那么重要，從心所欲就好，哪怕明天就死掉，這一生也足夠值得了。唯一慚愧的是，他覺得自己到底有些辜負命運的眷顧：“這個世界贈予我太多，我配不上我所收獲的東西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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